韩城市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方乾隆皇帝御书的“赞元锡嘏”木匾。此匾是乾隆皇帝给状元 王杰御书的赐寿匾额。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价值弥足珍贵。经专家鉴定为国家珍贵文物，并被定为“中华名匾”，由国家有关部门登记备案。
这方木匾长期在市博物馆展出，受到参观者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木匾上所题年款，在时间上同记载的史实严重不符，该匾的真伪便备受质疑。就这一问题笔者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赐教。
关于真伪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这方匾是否真是乾隆皇帝所御书。据考，在专门记述王杰生平及其主要著述的古籍《葆淳阁集》、《葆淳阁续集》中的《王文端公传》和《王文端公年谱》均有这样的记载：“五十九年（乾隆五十九年），杰，年七十生日，恩赐御书‘赞元锡嘏’额，‘胪名芸馆魁多士，耆福台阶引大年’联句及赐无量寿佛，镶玉如意，珊瑚朝珠，御用红绒结顶冠，皮裹褂蟒袍，镶宝石黄文带，……十六件。钦差御前侍卫赉赐以为寿”。在嘉庆二十二年冀兰泰修的《韩城县志》中亦有相同记载。可见“赞元锡嘏”额系王杰七十岁生日时，乾隆皇帝御书当不成问题。
王杰为什么能受到如此高的恩宠呢？从王杰在朝中的地位及其业绩中即可找到答案。王杰是在乾隆二十六年参加殿试后被乾隆皇帝亲点状元，随即任翰林院编修，后授兵部尚书，值军机处，乾隆五十二年拜东阁大学士，四充会试正总裁，在南书房行走，值尚书房总师傅，因功两赐图像紫光阁，加太子太保等。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担当如此重任的爱卿宠臣，在其七十岁生日时题赐寿词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假若乾隆皇帝并没有这样的赐寿题词，那谁又敢胆大妄为，以乾隆的名义刻字制匾，并且堂而皇之悬挂在王杰祠堂达近二百年之久呢？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假借皇帝之名，犯君妄上，那不仅仅会被问斩杀头，恐怕还会招致灭族之祸。
综上所述，此匾当不会有假。
关于匾上年款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匾额是乾隆五十九年，王杰七十岁时乾隆御书的。但是，匾的上款却出现了“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字样。时间整整提前了十年。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若按匾上年款“乾隆四十九年”，当时王杰六十岁。王杰六十岁时皇帝能给他题赐寿词吗？请看以下事实：乾隆四十九年即王杰六十岁时，王杰并不在京司职，而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因其母吴太夫人寿终，王杰归里守制。按照当时的规制，父、母丧，子需守制三年，其间不得任官、应考、娶嫁、宴请。而王杰六十岁时，是他在家守制的第二年，他是绝不会为自己祝寿过生日，皇帝当然更不会给他赐寿送联。看一下匾的下款就更不可思议了。下款为“赐……大学士臣王杰”。王杰是乾隆五十二年拜东阁大学士，当时他已六十三岁。怎么能在他六十岁时，提前三年就加上大学士的头衔呢？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关注。下款为“赐……大学士臣王杰”，一个“臣”字完全可以说明这绝非皇帝御笔。“臣”只能是臣民自称以示对帝王的尊崇，而帝王对臣下绝无此写法。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可以说这已成为千古之谜。我们从此匾的来历考察起也许能得到一些揭开谜底的启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博物馆副馆长的任喜来同志发现并把这块匾收藏到博物馆。一起收藏来的还有嘉庆皇帝给王杰的赐寿匾和诗匾。此前这三面匾一直悬挂在王杰祠堂正厅大殿之上。按照人亡才能建祠，而朝廷命官建立专祠必须皇帝御批恩准的规制，王杰祠堂的创建时间最早也只能在嘉庆中晚期以后。极有可能在王杰去世以后，由其后世亲属或地方官府上书获准后才建的。此时王杰去世已经多年，乾隆皇帝更是早二、三十年前已经西去。建祠时为了彰显王杰的地位和功业，欲制匾悬挂以示。当然唯皇帝的御书题词为最高、最权威评价。所以就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给王杰的赐寿联额悬挂其祠堂正殿，题款可能在制匾时加上的，因为时过境迁搞错了年代。
有人说：会不会当年乾隆皇帝一时疏忽，笔下有错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即是有这种情况，当时乾隆帝和王杰都还健在，一定会改过来的。再者，大凡送人对联只能把题款写在上、下联句上。而绝没有把题款写到横额上。所以这样的错误只有当事人都已故去数十年后，制作者才可能造成如此低级的错误。
如此说来，乾隆皇帝只是题写了赐寿联额并没有直接制匾赐给，是否此匾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呢？当然不是，因为匾的真伪及价值并不在由谁制作，而在于匾中题词是否乾隆皇帝所亲书，只要乾隆御书无疑其价值就不会受到影响。
以上乃笔者个人之管见，只求抛砖引玉，请有兴者共同破谜解惑，还历史以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