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圣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他出生在我们韩城，使我们韩城人引以为荣。
司马迁及其不朽之作《史记》已在世人中振聋发聩，如雷贯耳，无须多说。我们应对司马迁其人、其书深加探究，发扬其文化底蕴，承继其文化遗风，学习其刚正不阿、忍辱负重之精神，乃我们后学者之重任，而无须在其枝节问题上喋喋不休，做无谓之工。
对司马迁及其著述的评价，古今名人学者论述不少，略为纷杂，褒贬不一。但我以为上世纪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的评价最为精湛而深刻，完整而准确，即《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当之至。
统观《史记》全书，司马迁秉承其父司马谈的思想，取法百家之要旨，取其各家之优长，作为他审视历史，评价人物的基本依据。他在自序中这样申明：阴阳家“其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而道家“其实易行，其辞难知”。这些明确的见地，使他抛弃了门派之见。不固守一派一人之见，作为思想家，他具有了开阔的视野，作为史学家他具有了求实的精神。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一前提出发，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叙述，客观公正的评价，不溢美，不隐患。这就使《史记》所述之史，所写之人至为公正，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史记》全书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以身份的贵贱、地位的高低、民族的区别、职业的差异作为载入史册的依据，而唯以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利不利于国计民生为标准，确定其史书编撰的材料取舍定位的原则，这当是前人所没有，而后人所鲜见。
我们先从《史记》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说起，他把本“起陇亩之中”的项羽列入“本纪”之第六，以这么高的规格评定项羽的功绩，非有魄力与豁达者所不能。司马迁是看重项羽率领关东各军灭了暴秦的历史功绩。再如陈涉，乃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诽之为“寇”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司马迁却将其列入到“世家”之第十八，且评之 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不仅不视其为寇，而首肯他推动历史发展的功绩，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司马迁具有进步的思想，开阔的视野。这正是值得我们赞扬和效法的。
《史记》中，还用了不少篇幅写了诸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笔端之所及，遍及中华民族之所有各族。为边远少数民族写书立传，突破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史观，真正做到了斩固顽、收群藩、陈汉家之功绩于一体，使中华民族有了较为完整的民族史，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古老、最悠久、最具凝聚力的民族。
《史记》的《河渠书》记录了大禹浚川的史实，评曰：使“九州攸宁”而功绩著后世；《平準书》论述了古货币的历史功用《货殖列传》以述经济之发展，民生之所需。这些都为先史之所未及。扁鹊，医者，因有益于民生，司马迁为之立了《扁鹊仓公列传》。凡此种种，都为后世史书的编写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领域，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无限丰满，盖太史公之功也。
文中所述，仅是涉及《史记》巨著之皮毛，仅此我们已可从中领略到太史公的非凡“良史”之才。他的进步史观，丰富的史料内容，精湛的文学笔法，缜密的结构能力，简洁洗练的语言功力，无一不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楷模。我们只有认真通读，努力研读，反复体味，让这史学之瑰宝更加绽放出奇光异彩，才是我们对先贤的真正敬仰，才是我们对后代的负责。只有如此，我们身为韩城的文人学士才可以以《史记》引以为荣，以太史公为骄傲。愿我们以太史公的精神谱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使其更加光彩照人，以太史公的精神昭示后代，使其精神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