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韩城博苑第一期——枣 祃 瑚

枣 祃 瑚

                  　　　　　　　 ——韩城民间祭祀文化的活化石

                      郭德源

　　枣祃瑚形状下部似鼎，三足（亦有四足者），上部为花瓣，乡民俗称其为“献爷（当地方言念yá）馍”，这里的“爷”，不是指祖父，而是指神。因为韩城方言把“神”就称为“yá”，所以说“献爷馍”，就是敬神馍，雅名“枣祃瑚”。祭祀时，五个为一副。

　　从其形制和名称看，枣祃瑚来历可溯至远古。禹门洞穴的发现，证明这里的先民早在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便在这里蕃衍生息。而先民们打此开始了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祭祀便如影子般伴随而来。在渔猎时期，为了免遭野兽伤害，多多获得猎物，为了扩大地盘，打败其他部落，均要乞求于神灵的保佑。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先民对自然界的信赖和祈求更多、更高，祭祀活动也就更加规范、隆重而频繁。这种祭祀，从大的方面讲，可分两类，一是为了维护血缘关系，增强部族凝聚力而进行的宗庙祭祀。二是为了驱疫免灾、祈福祈寿而进行的对神灵的祭祀。对于远古的祭祀，已难以考证，但到夏商，便出现了鼎、彝、瑚、簋、豆等青铜祭器。这些祭器反映了当时祭仪的规模和形式，甲骨文则如实记录了祭祀的内容。作为普通百姓，在无权、无力铸造青铜祭器的情况下，就只能以面食仿制祭器而进行祭祀，于是，枣祃瑚就出现了。

　　枣，是先民食果时代最重要的裹腹食物之一。其味甘甜，性温补，老幼咸宜，色形俱佳，又耐贮藏，四时均有，被列为诸果之首。据有关资料记载，枣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有三、四千年，而山东还发现过一千多万年前枣的化石。枣作为祭品，古已有之。《史记·孝武本纪》记述了汉武帝祭天时的祭品：“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醴”是甜酒，“脯”为干肉，而枣就成为五谷瓜果的代表，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祃，古代师出必祭，谓之祃。从广义来讲，祃即祭。瑚，古代盛黍稷和食品的器物或祭器，其形制与鼎相似。

　　由此可见，“枣祃瑚”，即盛有枣的祭器。进入农耕社会前，先民们用瑚盛满枣去祭祀。进入农耕社会后，士大夫的祭器逐渐演化为铅锡合金制做的“香器”，而老百姓便逐渐以蒸食代替了实物，但其名称却保持了原始的含义，这不能不说是韩城先民的一大创造。

　　既然要以蒸食形式去表现原始的祭品和祭器，所以在制做时就在写真的基础上增添了艺术化的处理手法。辟如，枣祃瑚下边底座，三足或四足，活生生的一尊“瑚”，是写真，而在其上边缀以花瓣，则是艺术化的处理结果。清代韩城知县江士松有联云：“图瑚重鼎彝，玉树交柯枝”。联中的“图瑚”就是绘有或刻有花纹、图案的瑚。这副对联将瑚与鼎、彝并列，是以瑚为祭器的最好证据。但是，当我们的先民用面来制作瑚时，便把瑚上的花饰图案用花瓣来表示，这就融入了夸张化的艺术手段，体现了先民的聪明才智和美学概念。不过既称枣祃瑚，当然就离不开枣，于是在花瓣上再置一盘，盘中置一大枣，既高度概括，又画龙点睛，在整体造型上，又给人以美感。

　　至于枣祃瑚为什么是五个为一副，这一方面是对古代祭礼的承袭。据文献记载，鼎为古时祭祀最重要的礼器，在使用数量上又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韩城始有建置较早，西周之初就先后被封为“韩侯国”和“梁伯国”，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使这里很早就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和商人阶层在民风民俗的形成中就起了先导作用。清康熙年间修纂的《韩城县续志·风俗志》中就称：“韩风之奢也，其故有二，一起于士，二起于商。”受士大夫祭礼的影响，百姓在祭祀时用五尊瑚，以示敬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先民的一种哲学观念，即对“五”的认识和崇拜。古时，人们多以“五”来表示多或全。例如，把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由“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表示，把众多的颜色用“五色”（青、赤、黄、白、黑）来表示，把各种各样的粮食作物用“五谷”（稻、黍、稷、麦、菽）来表示等等。旧时神庙、祠堂乃至士绅富商之家，在举行祭祀活动时均在神位前摆放“香器”，这种香器，就是五个为一套。这足可说明枣祃瑚五个为一副的原因。

　　直到现在，枣玛瑚还是韩城乡村中最隆重的蒸食祭品。除了大年初一凌晨以此祭献天地神外，人们日常生活中每遇重大祭祀之事，如盖房上梁、孩子过满月、还愿、生意开张等，均蒸枣玛瑚一副祭献神灵。以蒸食形式，将古代祭器、祭品、祭礼、祭仪完整地保留至今，唯有枣祃瑚，称其为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