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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1/10/16 12: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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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6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联合组团，对陕西韩城党家村进行了两次调查。1991年，由该团日方团长青木正夫教授执笔，用日文写成的《党家村》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党家村的发现。由此，国内外专家学者相继前来考察，国内各级传媒相继专题报道。于是，2001年，党家村被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党家村被批准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而至2006年，在文物大省的陕西，党家村竟与西安古城墙并列，荣登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作为一组古建筑群，党家村保留下来的仅为原貌的二分之一，被称为 “活化石”，即有如此效应，那党家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二 党家村位于陕西韩城东北方向，西南距市治9公里，东距黄河3.5公里，坐落在虽然很小、却是黄河一级支流的泌水河谷，所处地段呈葫芦形状，俗称“党圪土劳 ”。站在河谷南边塬上看去，村庄位于泌水北岸，背依高岗；北河岸数丈高的石壁，兼有河堤、屋基、保安功用；绿水东流，小桥碧柳，果园菜畦，秀色可餐；村东北崖上的寨堡，城楼高耸，雉堞如画。若站在北塬塬畔俯瞰，青瓦千间，高塔楼阁，巷道幽深曲折，古木点缀其间，一派青苍紧凑中透露出北方少见的洁净。 由108国道有柏油路从党家村北塬上穿过，从北塬入村，有三条坡道，为东坡、西坡，中间的叫小坡。三坡下的村口，都筑有哨门。党家村的主巷道称上巷，上巷两端即东、西坡下的东、西哨门。上巷以宽窄变化构成曲折，上巷两侧均开有数条南北走向的支巷，支巷巷口绝不相对，只分别与主巷构成“丁”字形状，次支巷也是如此。穿过上巷南边的支巷，是下巷，下巷经过几个九十度转向，向东南延伸，通往下庙及文星阁。如此布局，都在追求一个曲折，要让视线透不过去。风水先生解释说：这才聚气，能聚集财气、文气、喜气、勃勃生气等等。 在这大小巷道的两侧，坐落着一百来座四合院，还建有祭献祖宗的十一座祠堂，为崇拜神灵的文圣贤庙（俗称上庙）、武圣贤庙（俗称下庙），为瞻仰文昌星及孔圣人、被称为村标的文星阁；建有看家楼，大小巷口的二十五座哨门，为躲兵荒马乱、大号叫泌阳堡的寨子这些保安设施；配合着用被洪水翻滚过的失去棱角的河石铺成的巷道、坡道，砌就的数丈高的石壁，便形成了一处罕见的古建筑群。 来党家村考查观光的，较多关注的是这里的四合院。确实，与北京四合院、山西各大院相比，这里的四合院有明显的不同。 无论哪里的四合院都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围绕院子，四边布置各类房屋；二是门窗开向院子，对外不开窗；三是方位必正，譬如，如果院落所在不正，或者撇下一些不用，或者将不足填补方正。而从工艺上看，这里也同京晋名院一般精细。不同处是：这里的房屋多为两层；院落小，挨得紧，简直挤在一起；门道多为走马样式：上首房屋不住人，只用来祭祖待客。 京晋四合院多是一层，面积大得多，布局也不同。例如北京，总有一个前院，多带偏院，穿过垂花门才能进入正院，正院又是甬道又是花树，要宽敞豁亮得多，除过临街一面，还有专门修筑的界墙。党家村四合院院基一般不足四分，一个独立院落，虽有二进式、前院、后院、偏院的，但数量很少。上首的厅房和下首的门房都将地基横向占尽，两侧厢房嵌在二者之间。厅房、门房向院一面的大部分檐水，先要流入厢房山墙上用砖悬砌的、紧承屋檐的水槽——俗称筒槽，再流泻下来。四面房子的背墙与厅房门房的山墙一起，构成院落界墙。这样以来，留下的院子就很小了，有的还能摆下两个乒乓球案子，有的只能放下一个。即使有人得到一块较大的房基地，也多遵循这一格局，只是两院三院并排修建而已。为节约地基，相邻院落间两家厢房后坡檐水的水道仅仅一尺来宽，有的甚而把两院厢房背墙筑得挨在一起，竟将水道修到墙顶上，厢房后坡檐水由墙顶水道先汇入筒槽后，再分别下泻到自家院中。日本朋友将这小而挤的特点称为“紧凑”。 党家村四合院院门分墙门和走马门楼两类，门多开在门房偏左或偏右一间，中门较少。墙门窄小朴素，走马门楼高大气派。北京四合院的工艺比较集中地显示在通向正院的垂花门上，党家村则比较集中在走马门楼上。走马门楼因临街有“上马石”、就近墙上有“栓马环”，有的竖着“栓马桩”，为主人出入、宾客来往乘骑骡马方便得名。走马门安在门房脊檩正下方，门外房下空间叫“外门道”。外门道上有阁楼，阁楼向外一面堆叠起来的枋木称门楣，门楣有的略施彩绘，也有全部透花饰以枫拱和垂花的。两侧下起墙裙，上与门框等高处，用做有纹线的花砖圈出两方很大的“框壁”，框中用砖做成各种图案。框壁外侧左右各有一根一半墙内一半墙外的通柱，柱下有石础，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粘贴对联的地方。 两柱外侧以及同列山墙，墙头都砌着宽约一尺的“螭头子”。螭头子上部呈弧形，作支撑房檐状，也起装饰作用。下部为座斗，建筑师恨不能把满腹巧思全用在这座斗上。座斗靠内一面与墙砌在一起，整体突出墙外，呈悬空状，雕刻外露的三面。外露部分又分两层，下层多为透雕须弥座，下饰流苏、云头等形状。上层多为二级“斗”形构件，能刻六幅画面。年代较早的画面简单，如明朝、清朝前期，多为卦爻符号之类。后来发展为瓶炉三事、盆景瓶插、琴棋书画、人物故事等。至乾隆年间，艺术上可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人调查统计，党家村走马门楼上的螭头子的样式有四十多种呢。 门为黑色，配以红绿色门框。门上面为木质门匾，浮雕着诸如“耕读世家”、“安乐居”、“忠厚”、“登科”之类的题字，白底黑字或蓝底金字，有的表白心志情趣，有的显示身份地位，书法刻工都十分讲究。匾下左右两个“管扇”头，雕成云头、莲花等样式，涂金抹银，点缀着门楼外观。门两边有“门墩石”，分方形、鼓形、兽形几类，方形、鼓形上也都雕有人物、禽兽、花卉等，形态生动逼真。 门里房下空间称“内门道”。内门道墙上，总筑有一个小神龛，用来供奉土地神。设在门房一侧的门道的迎面山墙上，都有青砖浮雕，或字或景。字以“福”、“寿”为多，只一字，两米见方。“福”字潇洒开发，“寿”字平和稳重，当是出自昔日大手笔，辗转临摹而成。景多以喜鹊、梅花、青松、仙鹤为题材，皆取福庆长寿之意，构图雕琢则绝无雷同。 北京四合院上房家长居住，中间会客，两边卧室。党家村上首厅房却平日供奉祖先牌位，遇到丧事用为灵堂，婚嫁时则用作礼堂，设席款待宾客。建造上基础高，起架高，宽敞高大。一般三大间，不隔。有的有楼，有的无楼。有楼的又有全楼、两侧有楼、一侧有楼、廊上也有楼等几种形式。厅门为满间十二扇屏风式样，上透下实。透的部分做成艾叶、菊花、万字、方胜等图案，实的部分浮雕着人物花卉瓶插之类。门前有廊。平日仅开中间两扇中门，但逢婚丧大事，卸下全部门扇，与廊连成一片。 厅房屋面更具特色，为两坡水。横脊高大，两头前后坡沿山墙又分别下来一条躺脊；横脊两端与躺脊接榫处各安有一个造型张牙舞爪的“脊兽”，相当于庙宇宫殿上的“鸱吻”；四条躺脊的下端也都砌有“脊兽”：俗称“五脊六兽”。这种装饰，是北京民居在所谓“辇毂之下，防范僭越”的现实威慑下，绝不采取的。 1958年大炼钢铁时，外地民工住宿党家村，初到时惊呼：“这儿的人怎么都住在爷爷庙里？”1999年，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给党家村题字：“民居瑰宝”。国务委员李铁映考查时则问：“这些古建筑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三 党家村主要有党、贾两族。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党族始祖党恕轩由本省原朝邑县逃荒播迁至此定居。恕轩娶邻村樊氏女为妻，生有四子，除第四子君明赴甘肃河州“屯田”未归外，长子君显为长门，次子君仁为二门，三子君义为三门。三门都人丁兴旺，绵延至今，已传25世。元末明初，贾氏始祖贾伯通由山西洪洞迁居韩城，其第五世贾连娶党姓女，生子贾璋。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贾璋以郎舅之亲定居党家村，兴家立业。他们仍奉伯通为始祖，也子孙繁衍至今，已传24世。从辈分说，贾姓第六世相当党姓第七世，相互兄弟相称，直到现在保持不乱。 明朝的党家村人以农为主。在本村周围的土地已耕种罄尽时，有的劳力就进入本县深山谋求发展：租地耕种，开荒，育林，畜牧，采药……有了一定规模被称为“山庄子”。村中有关资料记载，党家村人先后在韩城西北的冶户川、盘道川、小麦川等地区都有过山庄子，党族各门以及贾族都有子弟进山垦荒劳动过。到了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6年）末年，党家村就出现了一次可以拿出200石粮食、300两纹银周济乡里，人称“义翁”的党氏长门人党孟辀。传说他家备有十数条驮骡，常年不断地从山庄子运回玉米。他的曾孙党完锡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和明朝进士、工部右侍郎高辛传同年考中秀才，为人乐善好施，同韩城官宦世家解家、卫家联姻，其长孙娶高辛传的外孙女为妻：完锡死后，高辛传自称“同学姻愚弟”，给他的墓志“篆盖”，俨然富家乡绅矣。 只是，在韩城这个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从农业发家致富，是很有限的。韩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角与陕北黄土丘陵地区相接的过渡地带，“七山一水二分田”。明清几百年中，可耕地大体稳定在不足四十万亩的数量上。自古以来，韩城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做过不懈努力。先秦就有人引盘水灌地，修筑水田一百六十余亩；唐时，西韩州治中云得臣从龙门引黄河水灌田六千余亩；明朝万历年间，县令马攀龙利用沟溪水利，组织修渠五十一条，建造水田将近万亩。但是，直到民国时期，韩城水田总共也就万亩多点而已。所以，韩城自然环境虽然近黄河，有低地，利于人口数量极少的先民生产生活，但在人口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经济要从农业走出一条谋生求福想发展的道路就脱离客观实际了。 韩城明朝或以前便有了经商的风尚和传统。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天祥式的民族英雄左懋第来韩出任县令，他在《常平仓议》中说：“韩民好商贾，弃本务(农业)。余由汴雒来韩，途所至，华衣裳而迎道左(路边)者，皆韩人也。”稍稍翻阅五套老《县志》便可知道，明清几百年间，比起农业，商业对韩城经济发展的作用要大得多。当时，韩城有“八大家”的说法：城里四大家，姓氏依次为“苏、牛、薛、张”；城外四方各一家，为“东丁、西杨、南胡、北党”。称其为“大家”，主要是富有。而其财富来源，虽说没有哪一家不事稼穑，但没有哪一家是因为经营农业而富甲一方的。较多得利于农业的是“南胡”，即彭村胡家。胡家在白马滩经营“山庄子”，人称“九沟十八岔”，自然种庄稼，但林木以及其它山货的收益不会比种庄稼少。据《韩城市志》，土地改革时，韩城最大的地主也才七百亩地，和山东、河南、四川的大户比，简直不值一提，多数都是百亩左右乃至四五十亩的小地主。凭此，不可能积累起巨额财富。虽说没有哪一家没有过官宦，官俸可使家境富裕，但没有哪一家是因为做官聚敛而成为巨富的。韩城代有高官，但薛丞相薛国观的“子孙后世几乎难饱衣食”，王状元王相国王家，“兄弟侍郎”的解家，“父子御史”的卫家，“祖孙巡抚”的刘家，也都不在“八大家”之列。八大家主要是经商发的财。 左懋第在《常平仓议》中说：“韩城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贾。”是说韩城田少山多；有十分之三的家户，把经商当作经济的主要来源。这应是个很大的比例。 八大家顶尖大户是苏家，苏家世代在苏州经营丝绸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兴，占据江浙一带，苏家丝坊才败落下来。据郭德源先生《韩城姓氏初考》一文，“牛家则以经营工商业为主，主要经营金店、铸造、杂货等行业，多以‘隆盛’为字号。在河南道口、陕西三原也有其麻纺业和百货业”。“丁家亦以经营工商业为主，除了在当地开设商号外，在河南道口也经营麻纺业”。听老辈人说过，丁家最初是在外地开设旅馆起的家。所谓“西杨”，则指板桥乡颜家坪杨家。听说，主要经营的是“炉院”。 作为八大家后起之秀，党家村的生意主要在河南南阳一带，其兴衰大致与清王朝的兴衰同步。清初顺治年间，党德佩下南阳闯江湖，康熙初年，就在濒临白河的南阳重镇瓦店创立了“恒兴桂”商号。康熙十二年，拥兵自重、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发动叛乱，一度攻占四川、湖南，使湖北成了前线。南阳毗邻湖北，拥有中原通过白河、唐河至汉江至武昌的黄金水路，于是，成了清军的总补给站。至康熙十九年战乱平息，长达八年的战争，给恒兴桂带来巨大的商机，使其成为瓦店第一大商号。乾隆年间，又有贾翼堂与党玉书联手，在濒临唐河的南阳重镇赊旗（今为社旗）创设了“合兴法”商号。咸丰年间，太平军占据江浙一带，截断大运河这一南北运输大通道。云南、贵州、四川北上的税银、商旅改由武昌上溯汉江、唐白河至南阳，再上陆路通过山西或者河北到达北京，给南阳地区带来第二次巨大商机，从而使恒兴桂、合兴法两大商号又得以长足发展。党家村的生意，直到清末京汉铁路修成，夺走南阳府南北运输水陆码头的优势才告结束，延续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仅“合兴法”兴盛时期，就“独有一条太平街，自筑码头自建仓。店员上千船编队，分号遍布豫、鄂疆”。两号鼎盛时，运回村里的，号称“日进白银成千两”。相传隔几天就有镖驮回村，随后就会听到吆喝号里有股份的人家去分银子的锣声响起，就见到巷道里提着小斗、端着簸箕的人们来来往往。村中原来专供分配银两的“分银院”至今完好。 韩城与山西一河相隔，渡过百米之宽的龙门古渡便是山西，又有昝村古渡、芝川古渡与山西联系，而山西商人驰名天下。党家村在南阳的生意就与山西商人处于既共存共荣又相互竞争的境地。赊旗规模宏大建筑精美至今完好的“山陕庙”，听名称为两省商人所建，而翻阅清末民初时的《山陕庙捐资花名册》，陕西只有韩城和华阴两地商人姓名。韩城古为晋地，建筑、饮食、习俗等方面与山西多有相同之处，有此基础，再接受其商业文化的影响，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党家村发财了，钱该怎么花呢？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发财者都要遇到的难题。四 发了财后，生活自然豪华奢侈起来。一个仅半百来户人家的村子里，开有酒家、药铺、羊肉店、杂货店、打馍炉子、染织绸子的丝房、打造首饰的银匠铺、两家有皇家参股的当铺……为这个富有的群体服务。这还不够，成箱鱿鱼海参，成捆的绸缎夏布，景德镇的瓷器，赊旗镇的小五金，广州十里铺的水烟袋，甚至元宵节点的烟火，娶媳妇放的鞭炮……都要由南阳商号随时送回。1858年，汉口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党家村又多了一些新鲜玩意，什么三炮台双刀牌纸烟、煤气灯、手电筒、八音匣子、各式钟表、留声机、幻灯机、无声电影……都比并不落后时代的韩城县城里早一二十年享用。 只知享受的财东过不了三代。仍然是受地域的影响，党家村又在住房和文化教育上作了巨额投资。党家村四合院的格局就是韩城四合院的格局，其特别的名声只在于集中和完好而已。韩城四合院的特点深受地理环境影响。韩城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东南部为黄土平原与河谷川道。黄土平原被山地丘陵的水流冲刷出若干条沟谷，分割为成十块南北窄东西长的小台塬。这样的地貌，怎能大量规划安置晋中平原、京津平原上的豪宅大院呢？党家村由康熙年间开始，废旧建新，经过几代努力，至咸丰年间建成泌阳堡，才算完成基本建设。 同一时期，也开始了文教投资。韩城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太史公故里，不仅是元代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其科举业绩也足以傲视北方：明清两朝，韩城共考取544名举人，中解元者11人；自宋朝以来，中进士115名；元代，郝鼎臣高中状元，清代，王杰又高中状元。受其影响，在有了足够财力后，从清朝中叶开始，党家村就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多设私塾，聘请名师，努力与本邑名门望族联姻，以求在门风和血缘上受到影响。几代下来，效果显著，从道光至光绪六十年间，村上中了五个举人、一个拔贡、点了一个翰林，仅光绪一朝就出了四十四个秀才，其中有三个院考案首——州府举行录取秀才的考试的第一名。翰林党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仅从私塾的数量就可看出党家村对教育的重视。晚清时期，村中经济已经严重衰退，但同时存在的能指出塾东、或处所、或塾师的私塾仍有六所之多。 科举废除后，党家村读书人没有手足失措，而是顺应时势，为求变革，求真才实学，开始了新的努力。贾乐天是其杰出代表。光绪三十二年在任的韩城县令张瑞玑是一位维新知县，他主动有效地推动了韩城维新运动，启用颇具维新思想的党家村年逾五十的举人贾乐天办报，编志书，办学校，取得很大成功。任命贾乐天担任的是劝学所所长。在此任上，贾督设小学堂百数十所，增加现代科学教学内容，开设体育课，推行新式操练。民国初年，贾又创办了明伦堂女子小学堂。这时，陕西首次动员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最终成行50人；其中，韩城就有7人，几乎占全省七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贾乐天劝导督促成行的。贾乐天在维新运动、新式教育、女子教育、出洋留学四个方面堪称韩城第一人。而从他开蒙、训导过的亲族看，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韩城。 他的胞侄自温，铜州师范毕业后，经他鼓励、资助，去韶关讲武堂学武。毕业后，投身冯玉祥将军麾下，先后在国民二军胡景翼及其继任岳西峰部、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担任营长、团长、旅长、混成旅旅长、副师长等职。副师长任上，与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共同指挥三十八师，在声名赫赫的长城抗战中，战功累累。 他的内侄、女婿师哲，是在党家村他的私塾中开的蒙，随他就读于韩城高级小学堂。成年后，投奔在国民二军担任团长的贾自温，经贾自温推荐，去苏联留学。学成归国后，多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为国家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女儿静春，在女子模范学堂时，成绩最优。父亲死后，由母亲做主，嫁与表弟师哲。师哲留学苏联以后，多年失去音信。后来贾静春听说丈夫回到陕北，在母亲刘班香的支持下，携带女儿师秋朗徒步北上延安寻夫，并入鲁迅师范学习。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贾静春是首批长途跋涉进驻东北的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她一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长孙幼慧，是贾乐天晚年操心最多的人。1914年幼慧去西安读初级中学，他月月去信，问讯，叮嘱，鼓励。幼慧在祖父的每页来信上都写有详细眉批：或心得、感悟，或赞叹、感激。幼慧留美归国后，先在孔祥熙税警团任职，接着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大会战，初露头角。在第二次赴缅远征军中，任新一军副军长，与军长孙立人一起，为缅甸战场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孙立人赴欧州战场考察期间，是他率领新一军，主持了广州方面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担任台湾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孙立人将军。 他们，都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真称得上芝兰玉树，人才济济。 解放后，党家村文脉依旧，无论文革以前，还是文革以后，高考成绩都特别突出。1954年，以陕西高考理科第一的成绩，由清华大学录取，后来被誉为“理论狂人”的党治国是其杰出代表。五 党家村可谈的很多，譬如，奢侈堕落，家底再厚，必然败落消亡，这很容易找出例证；譬如，鸦片戕人，清末民初，由此而衰的家户不少。更多的则是正面话题：东家宽厚，东伙同心，生意才兴盛，家道才长远；昔日的党家村在村民自治上比较成功，前清即被誉为“文明村”；民国初年，党家村及其“河南生意”都遭受过土匪大规模抢劫；民族危难之时，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庄，竟有六十余人从军，十六人未归；现代化进程中，村庄文化日渐式微，过去，经商为官，终了要回归故里，而今，党家村小学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如此种种，一篇小文，负荷不起。我们只从经济、文教、建筑三个方面作了介绍。这三方面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或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都值得今人研究，总结，传扬。而这三个方面，也都深受地域影响，党家村只不过是具体而微的历史文化名城韩城而已；实际上，早在前清，人们就称党家村为“小韩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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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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